提升股票市场价值投资吸引力

一、A股现状

2023年，A股股市低迷，市场信心不足。盘面上看，上证指数、中证500、沪深300、深证成指等主要宽基指数均呈现出明显下滑的趋势。从2023年初到现在（截至日期10月25日），上证指数起起伏伏，从3,116.51点下跌到2,974.11点，下跌幅度4.57%。中证500从5,955.9下跌到5,376，下跌幅度9.74%。沪深300从3,887.9下跌到3,504.46，下跌幅度9.86%。深证成指一路下跌，从11,117.13到9,528.31，下跌幅度14.29%，已经来到了三年来的新低水平。沪深两市的滚动市盈率相较于年初也下降了2.17%。

板块上，各行业指数同样不很理想，除通信（+16.63%）、传媒（+6.59%）、汽车（+4.81%）等少数高新科技行业外，申万一级行业整体呈下跌趋势。其中，美容护理（-28.97%）、电力设备（-25.94%）、商贸零售（-29.21%）、房地产（-21.01%）、农林牧渔（-17.66%）等行业跌幅最为明显。市场信心基本处于底部，成交额、成交量不及预期，今年3、4月份成交额、成交量有所回暖，随后持续下滑，但近期中央财政增发万亿国债，市场信心有望加速恢复。

二、市场估值探底成因

A股股市低迷，既有内部原因，也有外部原因。既有宏观经济因素的作用，也有微观因素的影响。是由多个因素叠加导致的。

宏观基本面上，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，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仍突出，民营经济、中小企业仍面临困境，房地产行业震荡筑底，对外贸易增长受阻。

企业仍处于去库存阶段，叠加出口增速放缓的因素，工业生产的恢复备受压力。需求端，今年第三季度的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4.6%，贡献率达94.8%。9月，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.5%，相比于去年的低基数而言有明显恢复，但是不及疫情前的水平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，居民消费信心仍需提振。

投资方面，前三季度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.1%，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发挥支柱作用。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同比-9.1%，房地产继续处于筑底阶段，下行压力明显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-0.6%，民营企业投资情绪不高，民营经济作为市场内生动力仍有提升空间。对外贸易方面，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负增长，受困于海外市场需求收窄，出口增长乏力。

此外，北上资金的外流对中国股市产生了负面影响。自2022年3月美联储开启多轮加息以来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累计提高了525个基点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。与之相反，中国央行了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。中美政策的差异使得美元相对强势，北向资金净流入受影响，外资进入我国受阻。从2017年到2022年，陆股通年均流入额基本保持在2,600亿元左右。而从今年初到近期（10月25日）陆股通累计净流入仅603.07亿元，相较于过去几年有明显差距，而最近三个月更是呈现净流出的态势。在资本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，北上资金的流向与A股市场的相关性越来越强，外资的流出加剧了A股市场的不确定性。

股市低迷，除了宏观原因外，还有市场自身因素的影响。

全面推行注册制后，宽松的上市环境，使得上市公司的质量降低；同时IPO发行价过高；上市公司大股东高点减持套现；限售股融出做空以及高频量化在特定环境下加大了市场波动的风险，这些都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并且一点点消磨了市场信心。

具体来看，2022年新《证券法》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实施后，通过IPO上市的公司数量大幅增加。2020年上交所和深交所新上市公司总数量达395家、2021年481家、2022年341家，2023年前三季度共204家，在IPO上市热潮的背景下，不少没有良好的基本面和业绩支撑的公司得以上市，在IPO的过程中这些公司可能会过度包装自己的业绩和前景，甚至虚报重要信息，以此来吸引投资。而由于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不够严格，一些公司借机隐瞒重要信息或者披露不实信息，以实现顺利上市。

IPO的发行价较高，首发PE高于行业PE。截至10月26日收盘价，上交所、深交所和北交所上市首日破发的新股达到52只，破发率19.05%。目前仍低于发行价的新股共137只，占比超50%。

此外，整体低迷的股市中大股东套现离场仍旧频繁。拿连续亏损六年的明星股“寒武纪”来看，5名原始大股东，在2023年1月至8月，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套现了40亿元。

最后，限售股的融出是否应该允许？最近也引发较多讨论。A股上市公司限售股的解禁往往会引起股价的下跌，其背后的原因是投资者对企业管理层的不信任，是对管理层套现圈钱的担忧。这些都打击了长期投资者的投资情绪，助长了投机的行为，不利于中国股市形成长期投资的良性市场。

三、建议

第一，改革IPO定价机制。针对新股上市PE偏高问题，扩大落实对IPO设置报价参考上限；对高价中标者延长禁售期，吸引长期价值投资者。

第二，在退市制度方面，进一步落实退市制度改革，促使违规经营、经营不善“应退尽退”。2020年12月31日，在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了退市新规。新规落实以后，退市企业数量快速增长，退市渠道逐渐多元化，2022年退市数量达到46家。注册制改革开放展后，企业融资门槛下降，退市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不可或缺，可以警戒上市公司，促进其规范经营，保护投资者，提高市场的投资价值。

第三，加强对限售股融券及减持的限制。针对限售股出借融券行为，交易所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则，进一步落实限售股出借限制措施。对参与限售股出借与借入、融券各方提高信息披露要求，弥补信息差，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。此外，可通过严格落实限售股禁售期、缩紧限售股减持收益的税收政策等方式，进一步化解限售股“消失”问题。

第四，进一步强化对高频交易的差异化监管安排。A股市场早期曾实行T+0交易制度，此后出于保护个人投资者考虑，改为T+1。然而，量化私募能够通过融券实现T+0交易。目前常见的量化投资策略之一是通过一级市场申赎、融券等方式变相地实现T+0交易，尽管低位买入的股票无法在当日立即抛售，但机构投资者能够更为便利地通过融券卖出实现低买高卖。针对高频量化交易的特点，参考国内外经验，对高频交易的监管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：

首先，提高高频量化交易成本。在资金成本方面，监管部门可通过提高资金费率、限制量化私募开展通道业务等方式，抑制高频量化投机。在税收成本方面，税收部门通过对期现联动交易等加强税收监管，约束不规范交易行为。其次，调整信息披露安排，提高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。在过去，美股也出现过由于高频量化交易导致“闪崩”现象。为应对高频量化对股价的冲击，美国次贷危机后出台的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及美国证监会相关配套措施对高频交易换手率、策略及财务信息等方面均提出了披露要求。在国内市场，监管部门可进一步要求量化私募披露具有通道属性产品的细节、税务状况等。此外，继续强化落实对短时间内及日内高频交易次数的监控。目前，三大交易所重点监控对象为最高申报速率达到每秒300笔以上，或者单日最高申报笔数达到20000笔以上的交易行为。这一措施能够有效限制过度投机。